作者 朱宝庆 毛泽东晚年为自己定论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们赶到那么一个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阻挡的人不少。

刘少奇说过，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新问题”作出结论，就含恨而逝了。邓小平主持下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无论怎样，“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一其中国人，都是一个史无前例、不行思议的重大事件；一个从国家主席到普通黎民，都无法回避的事件。韦国清对此不知所措，但他在这场运动中，始终坚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集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即“十六条”）。这次集会的气氛差别寻常。大家首先要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到场旁听北大关于派事情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门路还是执行毛主席革命门路的辩说。在这次全会上，韦国清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

他的心情一直不轻松。他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不明白，心里很难接受。8月16日，韦国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免去其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由乔晓光署理第一书记。

原来，他可以脱离广西到中南局去，但他以为，这些年来广西的事情主要是他卖力，面临运动的打击，不能撒手不管，要卖力到底，所以留了下来。10月，中央事情集会在北京召开，韦国清和乔晓光都去到场了。陈伯达在集会讲话中，指责有些干部对运动的担忧和防范是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阻挡革命。

林彪讲话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乔晓光说：“运动这样搞法，搞到那里，那里就瘫痪，事情、生产就欠好弄了。”韦国清深有同感，他最为忧虑的是，怕运动把刚刚泛起的经济建设的好形势给破坏了。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广西和全国一样再也平静不下去了。

红卫兵动不动就要韦国清接见，不接见就拉队伍静坐，开始是“火烧”、“炮轰”区党委，接着是“砸烂”区党委，步步升级。从11月起，韦国清不停被“迫令”接见或接受批判，并两次代表区党委在南宁人民公园大规模的聚会会议上做检查。这时，中央文革派来一个联络员，叫王荔。

他鼓舞学生造反，煽动夺权。1967年1月，桂林造反派的代表到了南宁，“迫令”韦国清到桂林去做检查，如果韦国清不去，他们就把队伍拉到南宁来。各地的造反派，也扬言要搜集南宁，批判以韦国清、乔晓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门路”。

区党委常委研究时，韦国清说：“我还是去桂林检验吧，否则桂林学生都到南宁，南宁的接待事情受不了。”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说：“你不能去，你另有病。

”有的向导说：“这样不行，要失事的。”韦国清说：“我不去，黄云他们地、市委的向导，压力太大。我去了，减轻他们的压力。”最后，他还是去了。

他带了秘书黄念先、黄季权，警卫邓华友，司机尚乃鹏去了桂林。其时随去的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黄季权回忆说：我们到了桂林空军疗养院。

国清同志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头晕眼花，躺在床上。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我说：“他起不了床。

”周总理：“你把电话移到床边。”周总理问他为什么到桂林去？南宁怎么办？韦国清说：“为了淘汰南宁压力，也减轻桂林干部的压力。”刚讲完，造反派来了。

要把我们带走。疗养院院长说：“国清同志起不了床，怎么走呢？”造反派不听，把我们押到桂林师院外语系关起来。

在桂林，造反派开了数万人到场的批斗大会。到场陪斗的有当地的一批向导干部。

韦国清一面吃药，一面做检查。邓华友回忆说：斗韦国清时，红卫兵要给他戴高帽子。我看不行，上去了，说：“红卫兵小将们，要按中央十六条精神，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确实有病。这样就不大好了”，“你们要给他凳子坐。”“我取代他戴。

”他们给我一个“钢杆保皇派”的帽子。我说：“你给我戴可以，你们不能再给他戴。”下午游街，从2点到6点钟，六十多台汽车，桂林地、市的书记、专员、市长一大帮。

韦国清在第一台车上。开始，不给我上，“不给上不行！”我上了第一台车，掩护他。

韦国清从桂林回来，造反派已夺了区党委的权。韦国清被送到303医院。在303医院，造反派正追问乔晓光，要他交出韦国清。

“我确实不知道，他在桂林。”很快，医院里的造反派发现了韦国清，便开始揪斗他。韦国清经受着长时间的围攻，最后休克在病房里。

护士万富喜，湖南人，很泼辣，见韦国清休克，便向造反派开了腔：“你们这样，没人支持。你们要卖力任的。

都给我滚开！”硬把他们赶走了。在医院呆不下去，韦国清又在邓华友陪同下回抵家里，接受造反派频繁的揪斗。有一次，韦国清被拉到广西日报社接受批斗，报社总编辑老孙也被拉去陪斗。

在造反派批斗老孙时，韦国清立刻说：“你们不要斗他，责任在我。”老孙回忆说：“在文革那种十分难题的情况下，韦国清同志仍然尽一切努力掩护干部，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感动。”在最难题的时候，乔晓光有意识地把危险留给自己，想措施掩护韦国清。

韦国清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头痛眩晕。乔晓光是糖尿病，腿脚无力。在303医院住不下去，红卫兵老揪斗，乔晓光就摆设国清住在他家楼上的办公室，他自己暂时支个床住在楼下打乒乓球的地方。红卫兵来闹，他出头应付，让韦国清休息。

1967年1月，广州军区下令撤掉了韦国清的警卫班，电话也不通了。这就造成错觉：韦国清是“三反分子”了。

厥后泛起了十二个厅局以上干部的“2·19声明”，公然阻挡韦国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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